泽蟹代——即毛蟹，壳色如凝血，后转黑，坚如精钢，钳如铡刀，逢人即伤，见牲畜草木即灭，蹂躏之，碾碎之。30年间，毛蟹横于世，千里无炊烟，饿殍遍荒野，苍天长悲，大地殒泪，人间成地狱。

瓶蟹代，壳硬色蓝，钳如剪刀，伤人无数，然亦稍敛，人畜复生，草木转绿，仍有蹂碎之举。唯二十年前之春夏，乃有瓶蟹大举食人之惨剧，一时震撼地球东西南北，于今为忌。

江蟹代，壳软色暗，钳如刀，漫行天地，占山略水，伤人稍减；逢江外则弱，于江内则戾，十年前则有扫剪轮子之颤栗惊悚，轮辐至今未得片刻之喘。

湖蟹代，生物性状大有改观，壳软肉厚，色转鲜红，虽有敛状，然习性依旧。钳扫湖底，占地万顷，致湖内物种余难存活；“见草即拔”，致草泥马有绝种之虞。

时至今日，草泥族卧薪尝胆，奋起护生，河蟹亦时有哀叹之状，妥协之状，复有回光滥扫之状，唯水温日升，蟹色愈见深红，人皆谓基因突变之兆。

煮蟹公曰：河蟹者，一甲子之横物，历经四代，行旷世共惨之恶，致天地变色之恸，呜呼，实堪痛哉！唯今人感深伤巨创，复知以大慈善博愛悯之心，籍苍生万物同体大悲待之。确其旧恶，亦恕其旧恶，拯河蟹出邪泥淤途，而同天下苍生复振于华夏也。

2009年2月28日於追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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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岁和75岁时的梅娘

今天知道梅娘的，恐怕只是有数的几个研究者了。但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梅娘是中国文坛有与上海的张爱玲并称的著名女作家。当时有一项民意调查：“谁是最受欢迎的女作家”，东北的梅娘和上海的张爱玲双双并列榜首，于是出现了“南玲北梅”的评说。萧红1934年逸出伪满洲国后，梅娘是第一个浮出水面提倡妇女革命的女性作家，挣出传统观念束缚、争取女性的独立自主。当时尽管无论南与北，梅与张，国内的写作环境都极其恶劣，但她们均以非凡的创造力取得了文学史上的辉煌成就。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开始内战，两位作家的生活道路发生了截然不同的转折。张爱玲先后移居香港和美国，成为人们心中的偶像，而梅娘则留在了国内，经历诸多整肃和无数苦难，逐渐隐遁在岁月的云烟中。梅娘的故事和成就像停留在了昨天，这不该被历史埋没，尤其是梅娘最珍视的有关长春的往事记忆。梅娘对生活多年的长春的感情至深，她曾说：我虽不是生在长春，却从有记忆的那一天起，铭记的事物一概来自长春。

梅娘，没娘

梅娘原名孙嘉瑞，1920年12月22日生于海参崴，出生后不久随父母定居长春生活。梅娘的父亲叫孙志远，幼年时随长辈一起出来闯关东，从山东省的招远县移居到了长春。生活的艰难从小就深深烙在孙志远的心灵上，求生存的意志也最大程度调动和发展了他潜在的聪明才智。孙志远12岁起给英国洋行做小使，曾供职于沙俄和日本人开设的银行，懂得英、俄、日三门外语。后来做了民族资本家，受民国政府驻长春的镇守使(三品封疆大吏)赏识，被招为女婿，但孙志远与镇守使女儿的婚姻，是一场没有感情的政治婚姻。孙志远做中东铁路的货运主任时常在海参葳居留，深深地爱上了梅娘的母亲——一位海参葳的善良女子。

孙志远是一个有远大抱负、成就大业的民族实业家，为了帮助张作霖修建奉海、奉梅两条铁路，于是他带着爱人与襁褓中的梅娘回到了长春。在四平街给母女俩安顿在一所漂亮的楼房，然后就忙赴他的事业去了。孙志远的原配妻子是长春镇守使的女儿，心机城府极深。她先设计谋让梅娘母女一起住进孙家大院，然后趁丈夫忙于修建铁路的工作的时候，令梅娘的生母处境艰难，用极其隐蔽、阴险的办法逼迫梅娘生母出走自杀，梅娘从此失去母爱。

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磨砺，梅娘从小就小心懂事，成为一个早熟隐忍的孩子。她强烈地感到母爱缺失的痛苦，对养女的身份和位置太了解了。在养母的的冷眼之下，她敏锐地感到养母的冷漠和嫉恨，所以她后来才给自己起了笔名：梅娘，意思是“没有亲娘的孩子”。她渴望用笔触感受母爱的温暖。1944年梅娘给《妇女杂志》写的一篇以《我没有看见过娘的脸》为题的自传散文，文中她细腻的笔触清楚地表达了幼年不幸的幽楚。

童年往事

幼年的梅娘便聪明伶俐，用父亲的评语说是绝顶聪明，养母对梅娘的评价也是生有四个心眼的小狐狸精。（养母称梅娘的生母是狐狸精，狐狸精有两个心眼）。虽遭养母妒恨，但好在父亲十分疼爱梅娘，鼓励她像男人一样自立，不管走到哪里都把她带上。梅娘在父亲的爱护下健康成长，从小见多识广。当还是小女孩的时候，梅娘就敢骑马穿越街道，这一举动震惊四邻。

梅娘四岁的时候，在家里同时接受了中西教育，孙志远为其准备最好的学习条件，以便学到更多有用的知识能在将来的社会站住脚。他深知自己必须竭尽全力庇护女儿，因为这是个男性中心的世界。孙志远给她和其他孩子请了四位老师，一位老师是清朝遗留下来的拨贡秀才，教她读经写字，另一位老教员，教她数学，一位教堂的法国嬷嬷教她念《圣经》，还有一位沙俄老太太教她英语、脚踏风琴。这那位沙俄老太太的丈夫是道胜银行高级职员，死在任上，她便守在和丈夫同住过的屋子里，不肯离开长春回归故国。她英文十分好，虽然行事十分古怪但非常喜欢梅娘，时常送给梅娘俄罗斯的民间画集，用磕磕绊绊的长春方言给她讲宝石花、三头巨龙等故事。在那些异国的土地上拼力战胜丑恶的英雄、女神使梅娘心神向往。异国的老妈妈给梅娘幼小的心灵播下了追求真善美的种苗。梅娘从小受到了良好的中西文化熏陶，逐渐成长为那个时代很少见的有知识有识见的女性。

因为父亲，梅娘的童年生活是美好的，即是几十年后，那些生活景象仍铭刻于梅娘的心中，犹然历历在目。梅娘的家住在名为西三道街的大道旁，这条大街东起大马路，西连通往郊区的木桥，宽阔笔直，是当时仅次于柏油路的路面，那正是张学良将军力图振兴东北之时修建的。梅娘在《长春忆旧》中写道：“如果面南定位的话，左邻是由梵蒂冈派遣的法国籍神父主持的天主教仁慈堂，与我家大院只有一架板墙。右邻是沙俄的道胜银行长春分行，耸立着绿漆的圆铁屋顶。隔大街相望的是英国的卜内门洋碱公司，用的是十分精致的中国砖刻门面。美国胜家缝纫机公司则在明亮的大橱窗里放一架比实物大得多的缝纫机样品。夹在卜内门与胜家两大公司之间的是个土著的贩马大店，黑漆的大门上贴着门神秦琼的彩色像，院门右侧是座泥塑的财神像，像前的铁香炉里终日香烟缭绕。进大院的生意人，面对神像有跪下叩头的，有鞠躬的，也有作揖的，那诚惶诚恐的样子十分滑稽可笑……”如今，梅娘记忆中的故居的街道两旁早已为高耸的居民楼和商业区所取代，只有那巍然矗立的天主教堂作为文物被保存至今，静静地叙说着历史的沧桑。

父爱深远

孙志远从海参崴回到长春后，事业蒸蒸日上，最终成为长春市举足轻重的实业家。孙志远的成功，显示了他过人的才智和毅力，这两点无疑在梅娘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传承。但给梅娘影响最深的还有一点：经历大难仍淡定从容。

梅娘在《我的青少年时期》一文中回忆道：张作霖和郭松龄的一次内战期间，父亲提供给郭松龄的几火车原木，在什么地方被张的军队（也有人说是日本人）给防火烧了。那是一笔很大很大的财产，梅娘的养母位置怨天恨地失声痛哭，家下人等也不敢稍有响动，全家沉浸在肃杀的氛围之中。父亲待在自己的房间里，要求梅娘和他一起码字拼字玩，那是父女俩常常玩的贴有彩色的注音字母字块。梅娘当时第一次没拼对，第二次也没拼对，便有些惶惑打算推开字块，父亲安安静静地说：“好闺女，别着急，再来！再来！”梅娘说：“在我多难的一生当中，父亲这鼓舞斗志的‘再来！再来！’的勉励，总是伴着袭来的灾祸出现，使我平添了度过艰难的精神力量。”

梅娘身上细腻的情韵传自她善良的生母，她聪慧机敏的天赋得之于她开明的父亲。梅娘七岁进入长春县立高等小学三年级就读，直接上三年级，之后虽曾多次短期辍学，仍在三年内读完了初小四年、高小两年的全部课程。1930年（民国十九年），梅娘十岁，以优异的成绩从长春县立女子高等小学毕了业。

但此时的长春还只是县城，吉林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仍在吉林市，长春只有一所教会办的萃文女子中学，教学水平与长春县立男中相比逊色很多，于是孙志远打消了让梅娘就地深造的念头，送她去了位于吉林市的省立女中学习，即吉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初中部。

这个决定是很有深意的。一来孙志远已经预见到在未来的时代里，英文比俄文有用，因此不能送梅娘去外语学俄文的哈尔滨女中。二来孙志远有很多北伐后过来的吉林省议员朋友们，这些新派的官员们告诉他吉林省女中办的不错，校长是北伐军过来的革命志士，师资教学都十分有力，省内各县仕女云集在那里，是省内拔尖的女学校。三来当时孙志远是吉海铁路的董事，常有公事到吉林去，照顾梅娘也方便。但更重要的是，梅娘已经一天天长大了，孙志远不便再把她天天带在身边，但放在家里又总担心梅娘的养母变着方法地折磨她。于是从这一年开始，梅娘离开父亲和家乡，开始了寄宿的求学生活。

快乐女中

但去吉林的省立女中读初中对梅娘有一点不利，就是省女中随着关内的教学习惯是秋季入学，但长春的县里女子高小是春季始业，要去省女中便需要等半年。但父亲是梅娘心目中的圣人，在父亲的鼓励下，梅娘了解到自己的国文和英文都不成问题，于是突击一下算术四则题便顺利达标，通过了插班考试，迈过错过的一个学期的学业台阶。在插班考试作文中，梅娘自由发挥命题，那洋洋洒洒五百字的《话振兴女权之好处》令老师们十分惊讶，他们难以相信这个小女孩仅有十岁，却又这么紧跟时代的思想。梅娘回忆这段往事时只是温婉地说，她只不过是在父亲的“逼迫”下，读了两本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从中掠得了一些民主思潮的鳞爪，又从自己敬佩的《秋瑾传》中得到了一些启发。但梅娘知道，更主要的是受父亲开明思想的熏陶，父亲一直要告诫她，一定要学好立身的本领，做一个在社会上站得住的人，不要依附于男人，仰赖男人吃饭。

在吉林省立女中读初中的生活是快乐无比的，这个由北伐志士主持的吉林省一流女校一派朝气勃勃的景象，女学生们各个扬眉吐气，看不到一个俯首低眉的弱女子。让梅娘这只从家里笼中度日的小鸟一下子飞到桃源般的广阔世外天地。学校校风醇厚，各科老师都很称职，方法得当，教授的内容走在时代的前沿。国文课的王春沐老师更是让梅娘敬佩有加，为她完成新文学的启蒙。聪慧的梅娘迅速丢弃了已运用自如的之乎者也，热情地投入到白话文世界，笔如春潮，总是涌起不尽的浪花。

1931年暑假开学，为了迎接新同学入学，学生会组织了文艺晚会，晚会气氛那炽热的气氛，久久地荡漾在梅娘的心头。高中的同学还演出了易卜生的名作《娜拉》。娜拉让梅娘联想起自己沓如黄鹤的生母，梅娘像被带领着走进中西方文学的世界，雪莱、拜伦、罗曼·罗兰……这些大师开拓了梅娘的眼界，甚至，高尔基的《母亲》在她幼小的心中种下深深的种苗，使她思索起什么是革命人生等艰涩话题。梅娘回忆这段往事时说：“从省女中获得的新知识，熔岩一样埋藏在我小小的躯体之中，我已经长大了，明白该怎样生活。”

巨变，成长

幸福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1931年暑假过后开学不久，发生了“九一八”，东北沦陷。

18日当天校长就从省党部得到二楼日帝全面出兵沈阳的消息，他立即下令停课，要求走读的学生回家暂等，安置住校学生到教学楼地下室的大锅炉房中躲避，并组建教师护校队保护学生。21日清晨，日本人占领吉林。省女中的隔壁即是吉林省国民党省党部，一向飘扬在党部楼上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缓慢地降落。看着此时的校长陡然矗立，他如炬的目光几十年来总是鲜明的出现在梅娘的记忆里，梅娘立即念出了闻一多先生的诗句：“我爱一副国旗在风中招展……”梅娘觉得自己长大了，懂得了什么是同胞，什么是国难，历史书上的昭昭史实变得活生生地在眼前凸显。

一夜之间，吉林市被日本人接管，学生们一个个被家里借走，梅娘也被父亲派人接回了长春。回到家中如又回到笼中，养母辞退了梅娘的异国恩师——那位沙俄老太太，甚至不允许梅娘跟她话别，这成为梅娘一声的憾事，以致梅娘连进书房都失了兴趣。梅娘表面温顺，为的是免招养母生气，心里却想着了火一样焦灼难耐，恨不得插翅飞回学校去。父亲安慰安慰梅娘，告诉她要趁这个当儿好好学习《史记》，并请了个老先生专门为给她讲解，要她领会此中为人处世的精髓。梅娘这才重新打起精神，请了数学老师教她初中二年级的代数课，为回校做准备。

但无论《史记》还是代数课都不能填满梅娘日渐膨胀的求知欲，父亲虽是新兴资本家但没有系统的藏书，于是梅娘坠入书海，流连于当时长春的各大书店到处搜罗，像淘宝一样欣喜地一头扎进书堆里。甚至，当时一家坐落在长春西四马路的书店专营天津、上海出版的书籍，每逢新书到货必差人送到孙府供梅娘挑选。此时的梅娘已经不再依赖老师的意见来购书，而真正实现了学习自主，时常沉醉在古汉语深邃优美的意境中，为祖国文字表达能力的高超而惊叹不已，没日没夜地浸沉在哲人为她提供的智慧甘泉之中。

过了中秋，学校就复课了，但父亲并没有让梅娘即时返回学校，总是让她稍等，稍等。此时，父亲悄悄地把名下的公司业务做了调整，把散布在沈阳、铁岭，甚至远在朝鲜汉城的分公司收拢，集中投入到四平街的德昌实业公司，并下令整修由车站直通公司的一段铁路线（当时参与四洮路时买下的）。原本父亲准备把这个公司营造为梅娘生母的基地，但却委托自己的老搭档尧雪主管，此时梅娘看出父亲已有新的打算了。

当时世面到处各种流言传说，有传要建满洲国的重大新闻，也有传废帝溥仪已秘密来到长春，正在五马路的督军府旧址修建皇宫等等，但有一件事是真的——新成立的满洲中央银行要聘请梅娘的父亲去做副总裁。对于这件事，孙志远缄口不言，却一反常态专心率领家里上下操办过年，以前孙府过大年的大事小情都是梅娘的养母负责，孙志远从不过问这件事，但这次甚至事无巨细。当然假借隆重的过年推脱聘请，最终也没能逃过时局的封锁与当局的制裁，但梅娘从父亲那里学到更深一层的东西——世态炎凉与民族大义。尽管其后他们全家到华北的旅行因为“满洲国”对资金输出的控制生活拮据，只好又回到了日本占领下的家乡。梅娘一家回归“满洲国”的决定是当时很多中国人的缩影，但他们别无选择，因为大半个中国都处于战争的灾难之中。

幸遇恩师

梅娘在父亲的安排下于1933年春返回省立女中，随原班次插入该校的高中部一年级的第二学期。如果说少年梅娘文学才华早露，其渊源在于开明的父亲的悉心培养，造就了她的独立意识和敢于掌握自己的命运的精神。那么，后来的梅娘的成长，能高中刚毕业就出版作文习作《小姐集》，则得益高中时另一位国文教师孙晓野先生的指点，这份影响则更为深远。

据梅娘回忆，在省立师范的授课中，孙先生不仅讲授汉语的结构和文学史，并且启迪学生欣赏解读祖国的璀璨文化成就。用梅娘自己的话说，这是“使我永志不忘的”。梅娘说：“他为我们讲解楚辞的时候，不仅带领我们欣赏楚辞那优美、贴切、生动的词句，还把我们引进到屈原那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操之中。我背诵着离骚的警句:‘长太息在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我深深地被激动了，眼前幻化出屈原那岸然伟立的身躯，这是我们的祖先，我们该怎样才能无愧于英雄的先祖?我暗自庆幸，我们遇到的是多么优秀的老师。”

这位孙晓野老师是后来知名度很高的汉语言文字学家，“吉林名士，家学渊深，精研甲骨金石，擅长考据训诂，兼善书法篆刻”(张松如语)。实际上，梅娘在吉林省立女子师范高中部读书的时候，孙晓野先生正在进行的正是楚辞《九歌》的研究。他从1939年起至1991年，精心研究楚辞九歌，陆续写下50余万言楚辞九歌整体系解，遗憾的是此书1996年出版时，先生已经于两年前仙逝。但高中毕业后的几十年来，梅娘与孙晓野先生的师生之谊从未间断。多年后梅娘被平反，只要有机会到长春，就去拜访这位恩师，多年间的师生会面尽管难得一见，但积累下来也留下了不少影像资料。

梅娘在吉林省立女子师范时代，还曾和同学发起读书会和创作活动，这件事也是在孙晓野先生的帮助下完成。他当时是省立女子师范学校的图书馆的馆主任，读书会的地点就设在图书馆。文思勃发的姑娘们想要办一个自己的刊物，要写下自己对黑暗的不平和对社会的不满。一时间图书馆里书声笑语，被一批花季的少女所侵染。后来有的女同学失踪了，学校附近的雨天书店也被查封，传言说他们散布抗日言论，查抄“反满抗日”的恐怖遍布全校。此时，又是孙晓野先生果断的采取措施，保护了这些姑娘们，把小小的编辑室伪装成了刻印甲骨文的作坊，梅娘等同学则成为初学乍练的刻书匠。在这种变动、恐怖和秘密的氛围中，孙先生带领孩子们安然地度过了学校和警察的整肃，同时，也诞生了一位文学新人——梅娘出版的第一部作品《小姐集》，就是从这里写成的(《又见梅娘》)。

作家生涯

1936年，梅娘从吉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高中部毕业。16岁的梅娘高中刚毕业就结集出版了在省立女中时的作文习作，取名《小姐集》，署名敏子，由长春的益智书店出版发行，不过很遗憾，在以后的岁月里，这部作品永远的遗失了。在同一年的冬天，梅娘挚爱的父亲也去世了。

1937年春，梅家兄妹四人在家人的安排下去日本留学，梅娘在东京女子大学就读，成为历史系的一名试读生。梅娘很快发现摆在她面前唯一的道路就是嫁入深宅大院成为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而不是她希望追求的妇女独立。这一时期她大量阅读鲁迅、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进一步拓展视野，积累知识与能力。

在此期间，梅娘在日本结识了来自北京的留学生柳龙光，为了寻觅救国之道，他舍弃了北京辅仁大学读了两年的数学专业，冲破重重阻碍来到早稻田大学读经济学专业。梅娘和他同在书海徜徉时相识相知，两人同怀民族之志，迅速坠入爱河。然而这桩自由恋爱并不符合当时社会的环境习俗——孙家要依据所谓的“大家典范”，把梅娘风风光光地嫁到穿绫着缎地长春当地的世家大族阙家中去。

1938年夏，柳龙光和梅娘的爱情被打断了，梅娘被迫辍学回国工作。吉林省女中的副校长何霭人老师把梅娘介绍给伪满洲国的国报——《大同报》编辑室的老朋友富彭年（原天津《益世报》的老报人），推荐梅娘到《大同报》任校对并主编一周一次的妇女版副刊。何霭人对梅娘说：“你肯定会在妇女版上挥洒你的才能”。

同年暑假柳龙光来长春看望梅娘，这件事掀起了轩然大波。梅娘的家庭拒绝承认他们的关系，断绝了梅娘的经济支持。梅娘毅然拒绝了家庭给她安排的婚事，这对年轻人决然地挣脱了传统的束缚，离开了大富之家，开始追求自己的理想，与未卜前途的生活搏斗。

1939年春，梅娘转到神户女子大学家政系就读，因为私立的东京女子大学是培养贵妇人的温床，梅娘选择了功课轻松的家政课，是为了腾出时间来读自己选定的课业。

同年，梅娘发表小说力作《蚌》，反映日本占领下的中国北方女性，反对由于殖民者及原有的封建势力对女性的种种摧残，争取妇女的独立自主。

1940年10月，长春的益智书店出版了她的第二本短篇小说集《第二代》，文丛刊行会编，写作水平较前有明显提高。

1942年，梅娘定居北京，任《妇女杂志》顾问，从这一年开始，梅娘进入创作的高潮期。

1943年，出版中短篇小说集《鱼》新民印书馆（北京）。出版儿童读物《聪明的南陔》、《白鸟》、《风神与花精》等，新民印书馆（北京）。

1944年，出版儿童读物《青姑娘的梦》，新民印书馆（北京）。出版中短篇小说集《蟹》，成就了她在1940年代文坛上的盛名。

1944年11月，参加南京召开的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短篇小说集《蟹》获第二届大东亚文学奖。此外，还有未刊完的长篇《夜合花开》、《小妇人》等。

梅娘的小说创作只有16岁到24岁的短短八年时间，其中《蚌》（1939）、《鱼》（1941）、《蟹》（1942）是三部代表作，北京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所长张泉认为：“梅娘的小说《蚌》、《鱼》、《蟹》是个有机的整体，通过朦胧的女权主义，是下了梅娘描写现实、暴露现实的目标，他对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下的中国妇女的状况作了真是的描述。”通过梅娘的种种努力，梅娘成功地批判了男权中心社会对女人是加的钳制。

女性，母性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这样称赞梅娘——“她的小说标题的象征性，行文的舒展有致、女性讲述故事的细腻敏感，都为她获得了北方都市的大众读者。梅娘的创作有两大主题：母性主题和女性主题，而这两大主题都与梅娘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

梅娘自幼丧母，这给其后创作母性主题作品带来深刻影响，梅娘作品诸多的母亲的形象中，养母形象贪婪、丑恶，生母形象则善良软弱，毫无保护女儿的力量，这些无疑是梅娘独特的亲身体验在小说创作中的再现。尤其以《侏儒》这样充满母性温馨的篇什最为感动人心，大概源于年轻的梅娘心灵中仍有一股热力吧。

梅娘作品中突出的女性主题则受“五四”以来新文学的熏陶以及世界文学的影响，使梅娘对女性解放的主题有着强烈的兴趣。再加上梅娘开明的父亲及省立女中时几位恩师的培养和指点，梅娘以发自内心深处的自信张扬着女性个体对自身生理、心理欲望的体验。梅娘继庐隐、丁玲、萧红之后，于1940年代再一次对女性主题作了可贵的开拓。

造化弄人

16岁的梅娘，美丽、善良、勇敢，才华横溢，这个女孩应该会有美好的未来。但命运总是捉弄人。谁也想不到，28岁以后，梅娘的生活会那样坎坷和凄惨。

1949年2月，梅娘的丈夫柳龙光执行中共地下党特殊使命的途中不幸遇难。梅娘强忍悲痛带两个女儿从台湾返回上海，当时还怀有遗腹子。

1949年8月，到北京定居。参加北京市大众文艺创造性研究会。

1950年，在北京35中学任教。

1951年，调到中国农业电影制片厂任编剧。

1958年是梅娘生活的转折点，她成了右派，被开除公职，到北苑农场劳改，从此辍笔，此后的十年间，苦难接踵而来，她经历了极其艰难的日子：几经肃反，身心饱受摧残，让梅娘一次又一次遍体鳞伤。她忍受了那么多的屈辱，吃了那么多的苦，就是为了她的孩子们，可她还是救不了她的孩子。

13岁的二女儿病死在救济院时，她一直被审查、批判、劳教、管制，根本没有人身自由。1961年，梅娘得了严重的肺结核获准回家养病。盼了多少日子的自由终于来了，终于可以和孩子们团聚了，但自由意味着她将连农场教养所得十几块补贴也没有了，梅娘终日在为人做保姆，绣绣补补，赚取微薄的生活费用，却仍一贫如洗，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重病的儿子一天天地走向死亡，作为母亲无能为力心碎至极。

1996年，梅娘曾经写过一篇评论萧红的文章，题目为《萧红笔下的女人》，其中有这样的描写，王婆的女儿死了，王婆面对死去的女儿：“面对这一可怕的场景，王婆心儿发颤，可她，一滴眼泪也没滴下，因为她知道自己还得活下去。”梅娘面对死去的儿子大概也是这样吧，一滴眼泪也没滴下，因为还有一个女儿需要她。她紧紧地抱着惟一的女儿，还得活下去。

当张爱玲在美国的寓所专心致志地创作时，梅娘却得去扛菜包，当装卸工、当老妈子。不公正在哪里？

谈到梅娘所受的不公正待遇，加拿大学者Norman Smith一针见血地指出：由于反抗外国资本主义强敌和强调民族抗争的政治需要，1957年后几年的中国，把抗战时期没有宣扬中国民族主义的作家分为两个极端：要么是突出抗日的作家，要么是汉奸。把当时的文学现象作为历史的分支：作者或者被遗忘，或者销声匿迹，或者被整肃。作为沦陷区的最主要作家之一，梅娘受到了不公正的整肃。

没有历史是真正公正的，直到1978年，梅娘才等到了沉冤昭雪的一天。那个寒冷的冬天在街道组织的群众大会上，梅娘背负十余年的“右派分子”的屈辱身份终于被“改正”。

蔷薇怒放

晚年的梅娘已然看空一切，生活十分清净。她唯一的女儿柳青已定居加拿大，她的女儿在加拿大有很富裕的生活，希望她能去加拿大和他们一起生活，但梅娘就是不肯。她说她的一切都在中国，她已经离不开了。后半生的厄运似乎是一种造化的恶谑，但让人惊奇而敬佩的是梅娘如此淡定通达，仍极有力量地说：“我完全没有伤逝的情怀”。

梅娘平时只是看书，写写小文章，却很少发表，多半因为不易。2000年，梅娘翻译的《玉米地里的作家———赵树理评传》是她和日本作者都没要稿酬的情况下，才能勉强出版的。

梅娘曾说：“我的蔷薇只开了一天便凋谢了”，她的小说创作只有短短的八年时间，她说：“22年，我只是遗憾，在我最能干的时候什么都没干，光阴是留不住的。”但这朵坚强的蔷薇毕竟曾经怒放过，梅娘要让“最后的一点芳香流向人间”。

如今，六十多年过去了，历史已经掀开了新的世纪的一页，然而那些故事不可以被我们淡忘，成为深刻的记忆。重读它们吧，你一定仍旧会为之感动。

（本文部分参考文献史料）

以上转自长春漫步。

政治運動之意義及價值

一年以來，國民運動之機運，句出萌達。而其運動方向，由政治方面逆涙於文化方面，根柢漸臻沈厚而精神亦漸歸健實，此誠極可喜之現象也。雖然，對于政治運動全然漠置，甚且以厭惡之心理迎之，卻非所宜。請言其故，政治運動，在今日之中國，確為一極可厭惡之一名詞。其故蓋由前此吾國人以政治運動自命者，全不解政治運動為何物，輒假此名以營其私。一般之人，亦誤認所謂政治運動者果如是如是，則羣視為社會之蟊賊。而稍自愛者皆避之若浼，亦何足怪，今先述政治運動之定義如下。

政治運動者，國民中一部分，為保存國家及發展國家起見，懷抱一種理想，對于政治現象或全體或局部的感覺不滿足，乃用公開的形式，聯合多數人繼續協同動作，從事於宣傳與實行，以求貫徹政治改革或政治革命之公共目的，所採之一種手段也。

準此以談，則：

一 凡以個人權利之觀念為動機，如現在官僚所謂運動者，不得冒稱政治運動。何以故？以其與國家公共目的無關故。
二 運動土匪運動軍隊為無意識之騷動者，不得冒稱政治運動。何以故？以其并無何等理想故。
三 向當局要人上條陳或為參謀議者，無論其動機是否忠於國家，皆不得冒稱政治運動。何以故？以其非與多數人協同動作故。
四 黨派間之縱橫捭闔、此迎彼拒，無論其目的在私利在公益，皆不得冒稱政治運動。何以故？以其不公開故。
五 一時感情的衝動旋起旋滅者，雖其動機關於政治，仍不得遂稱為政治運動。何以故？以其無繼續性故不求貫徹故。

非政治運動者，既已揀辨如右，則真政治運動其特質可得言焉：

第一 運動主體必為一般市民。
第二 運動範圍必普及於全國。
第三 運動之標幟必為全體的或部分的公共利害事項。
第四 運動之動機為對於現在政治感不滿足。
第五 運動所對待者，為外界襲來的或内部積久養成的各種不正當之壓力。
第六 運動之方法，為散布印刷品、為公開演説，而聚衆示威。
第七 運動之結果，為將所要求之事項在憲法上或法律上發生效力（對外則條約上）。

歐美政治，所以組織日新而基礎堅實者，蓋凡其政制皆經一度或數度極熱烈之國民運動而來。一政制之成立也，國民皆了解其意義，故其運用之也甚嫻。且其得之也甚艱，故其珍護而保持之夜甚力。自古代希臘羅馬以至中世南北歐之自由市府，莫不皆然。最近兩世紀間，歐美之政治史，更以此為唯一之主潮。最著者若被征服民族之建國運動；若殖民地對母國之獨立運動；若平民對貴族之革命運動；若多數人對少數人之普通選舉運動；若無產階級對有產階級之種種社會主義運動；其借局部問題以發端者，若英國之穀稅運動；若美國之禁奴運動；其純限於局部問題者，大之如各國之婦女參政運動，小之如美國之禁酒運動。雖其事業之大小輕重不同、其成就之難易不同，然其必由運動而成則一也。中國歷史上之政治運動，殆可謂絕無。其稍近似者，則東漢晚期兩次對付宦官。頗極壯烈，其運動主體，不過少數之士大夫。此外則罷市罷考，時有所聞。實羣衆勢力之一種表現，但其範圍只限於一地方。其所標幟者，率皆薄物細故，於政治大體無焉。近年來帶有政治運動色彩者。最初則為對馬關條約之公車上書。然其性質與東漢晚期所謂士氣者正同，不普及也。

降至清季，排滿運動備極壯烈。然以形格勢禁勢不得不出於秘密。因秘密之故而生變質。以土匪軍隊為中堅，而不以一般市民為中堅。民國所以不獲清明鞏固，禍根實伏於此。然辛亥革命，發難於爭鐵路國有，則國民運動之成效，固章章可睹也。此外則對外問題，間有發動。其在前清，則粵漢鐵路事件之對美；片馬事件之對英；二辰丸及取締留學生事件之對日；其在民國則二十一條密約軍事協定和會上山東問題之對日，皆其最顯著者也。綜觀以上事實，則我國過去之政治運動其特質可得指陳焉。

其一，對外問題易引發，對內問題難發動。
（例證）自公車上書至五四運動，凡壯烈之舉，以對外為動機者什而八九。
（原因）一、由多數人民，對于外界侵辱，感受刺激敏銳。對於內部壓制歷史上習而安焉。神經殆瀕於麻木。二、對外事件，當局不願直接施壓制，有時且暗表同情。故運動范圍，較易擴大。
（缺點）對外運動，在各國政治運動史上，原不失為一重要之位置。但其運動之有效不出二途，一、政府已確立一種對外政策，而國民為之後援。二、國民不滿意於現政府之對外政策，易一政府而新政策立可實現。質而言之，必以政治修明政府可用為前提，然后對外乃有可言。我國始終缺此前提，故對外運動，無論若何熱誠若何激烈，皆以失敗終了。

其二，對人問題易發動，對事問題難發動。
（例證）如東漢晚明之對宦官，最近之對袁對段對徐曹陸等，乃至粵人之對龍濟光、湘人之對張敬堯、津人之對楊以德等等皆是。
（原因）由人治主義之觀念，傳襲已久。以為國之禍福，皆由一二人尸共功罪。故以攻擊個人罪惡為標幟，最易號召。
（缺點）此種運動，實際上補益於國家者甚微。蓋非稔惡之人，不能成為攻擊之目標。及其成為目標，則國家之敗壞於其手者已不知凡幾。雖云去之而所損已不可復。竭全力以去一人，而與之代興者亦一邱之貉。更待其稔惡然后成目標，然后謀去，輾轉相嬗，而國之元氣盡矣。

其三，以事而論，則枝葉問題較易發動，根本問題極難發動；局部問題較易發動，全部問題極難發動。
（例證）如爭一鐵路爭一礦產，運動最易有力；如日本取締學生，遂有全體回國之運動；如地方上事件，最易起罷市運動。
（原因）由多數人識力幼稚，於具體一事件之利害，尚或能理解。至於抽象的利害及各事件間相互之因果關系，非用稍繁復之推論，不能說明。羣衆對之，已不甚親切有味。又因交通未大通，社會組織不完，人與人、地方與地方間相互之密度，不能如他國之黏切固結。故多數人對於全國公共問題，以視一地方一局部之問題。其感覺力較鈍。
（缺點）從具體的局部事項入手，使人人直接感切身利害，誠不失為運動之一良法。但天下事大抵非根本問題解決，則枝葉問題無從解決。而根本一旦解決，則枝葉往往迎刃而解。今專從枝葉下手，無論什有九不能得結果。即有所得，亦殊不徹底。而凡一運動之成功，皆須出極大代價。獅子搏虎搏兔，用力等耳。一國中有熱心毅力能為運動中堅者，其人本自不多，其日力精力亦正有限，枝葉問題所耗太多，根本問題必至閑卻。且枝葉問題，層出不窮，日日應付，運動屢起，能使國民厭倦，減其效力。故此種運動，雖慰情勝無，吾總認為不經濟的運動。

其四，對於補救既往的易發動，對於建設將來的難發動。
（例證）如屢次路礦運動，及最近對外種種運動，皆政府某種罪惡已經發覺，社會已實際蒙其禍害，乃羣起謀挽救。其他對內事件亦略同。若夫事前防制罪惡之立法的運動、或謀廢止惡法、或謀創設良法，此在各國政治運動史上占最重要之部分者，我國殆無有。
（原因）一、已發之罪惡，已蒙之禍害，其事實章章在人耳目，予人以眼前的刺激。且利害一言而決,無待索。故群衆憬悟奮爭，易以集事。若夫將來建設的事業，懸揣其效果，既須委曲説明，規畫其方案，又難免意見雑出，多數人感覺其必要也既不甚切。而欲鍛煉羣衆意識使聚於一焦點以從事運動，其事又較難。二、國人法律觀念薄弱，彼歐美人心目中，確信非有法不能保障自由，既有法則自由當然得所保障。此種信仰，中國人幾不能索解。故對於建設的立法運動，自然不感興味。
（缺點）政治運動之所以可貴，以其經一次運動成功後，而當時國民所懸以爲鵠之政治理想，遂變成制度。質言之，則空漠之輿論，變爲實際之法律也。法律之既立，則違犯此法律之罪惡，自從無發生。一發即法律之制裁隨乎其後。為肅清政弊起見，此實拔本塞源之計。至法律效力之強弱，實以國民擁護法律力之強弱為衡。經運動而得之法律，其擁護之力必強，否則必弱。故立法的運動，在各種運動中，收效最豐而植基最固。歐美之政治運動，什九皆為此類。我國不然，不致力於曲突徒薪，專責效於焦頭爛額。以故過去之政治罪惡，什九無從矯正。呼號挽救，徒託空言。而未來之政治罪惡，遞迭效尤，更無術以施防制。質言之，人民不先求得自衛之武器，長此徒手與盜持大權之人搏戰，雖有勇夫何能久持。前此運動，罕收良果。實運動之不得要領使然也。

過去情形既如此，然則自今以往，中國究能有真政治運動出現否耶？我國民在今日，宜即從事於政治運動耶？抑仍有所得待耶？此實目前最切要之問題。就一方面觀之，凡言論集會不能自由之國，絕無政治運動之可言。今日而提倡此說，必復有人假託名義以營其私者。結果仍不脫從前黨派窠臼，徒招人民厭惡，窒將來真政治運動之機，其一弊也。社會對於政治問題，絕興味，既不感覺政治與己身利害關係之切密，又不自信自身之力之能左右政治，既厭事，又畏事，在此種社會之下而欲為政治運動，無論如何，必不能從社會根柢有所發動。其日日活動者，仍不過社會之游離分子，其弊二也。多數人智識幼稚，對於稍複雜之政治問題，便苦難理解，若欲運動普及，除非專訴諸感情的衝動——如對外問題對人問題之類。雖然，此等非政治運動之根本義，既如前述，若專從此等事著手，斷不能徹底，不能進步，且運動所起次數愈多，愈使國民厭倦，其弊三也。準此以談，則今日之中國實不宜輕言政治運動，須從文化運動生計運動社會改良運動上築一基礎，而次乃及於政治。

就他方面觀之，則政治運動，又有萬不容緩者存。其一：在黑闇政治之下，無論何種國民事業，皆不能進行。例如言論集會出版等既不獲自由，則不獨政治運動無可言，即文化運動亦受莫大之障礙，決不能順應時勢以發展。而欲求得此自由且確實擁護此自由，則非經一度或數度極壯烈極慘淡的奮闘運動不可。此種運動，即政治運動也。其二：無良社會則無良政治，此原則固為吾曹所篤信。然欲改良此社會，當何途之從，必使靜止的社會變爲動進的社會，然後他事乃有可言。欲使社會由靜而動、由止而進，則非常有所以刺激衝動之不可。政治運動者，乃向久病麻痹之國民，加以藥針注射的療治。其三：國民無政治常識無政治興味，則真政治運動不能實現固也。然又非經若干度之政治運動以後，則常識與興味末由增進。兩者因果相屬，若必待時機乃開始運動，恐所謂成熟者，永無其期。其四：欲共和基礎鞏固、欲國民事業發展，總以養成國民協同動作之習慣為第一義。次養此習慣，自然當多為其途。然大規模的協同動作，實以政治運動為最，故每經一度運動，不獨國民自覺心增進一度，即國民自治力亦增進一度。

是故今日之中國，是否當以政治運動為主要的國民運動，吾不敢言；是否能以政治運動為主要的國民運動，吾亦不敢言。雖然，吾以爲最少亦須以左列兩種目的，為過渡時代的政治運動。

第一、為排除文化運動社會運動種種障礙起見，以輔助的意味行政治運動。

第二、為將來有效的政治運動作預備工夫起見，以教育的意味行政治運動。

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国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十八日在段祺瑞执政府前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两君开追悼会的那一天，我独在礼堂外徘徊，遇见程君，前来问我道，“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写了一点什么没有？”我说“没有”。她就正告我，“先生还是写一点罢；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

这是我知道的，凡我所编辑的期刊，大概是因为往往有始无终之故罢，销行一向就甚为寥落，然而在这样的生活艰难中，毅然预定了《莽原》全年的就有她。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这虽然于死者毫不相干，但在生者，却大抵只能如此而已。倘使我能够相信真有所谓”在天之灵”，那自然可以得到更大的安慰，——但是，现在，却只能如此而已。

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

二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

我们还在这样的世上活着；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离三月十八日也已有两星期，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

三

在四十余被害的青年之中，刘和珍君是我的学生。学生云者，我向来这样想，这样说，现在却觉得有些踌躇了，我应该对她奉献我的悲哀与尊敬。她不是“苟活到现在的我”的学生，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

她的姓名第一次为我所见，是在去年夏初杨荫榆女士做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开除校中六个学生自治会职员的时候。其中的一个就是她；但是我不认识。直到后来，也许已经是刘百昭率领男女武将，强拖出校之后了，才有人指着一个学生告诉我，说：这就是刘和珍。其时我才能将姓名和实体联合起来，心中却暗自诧异。我平素想，能够不为势利所屈，反抗一广有羽翼的校长的学生，无论如何，总该是有些桀骜锋利的，但她却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待到偏安于宗帽胡同，赁屋授课之后，她才始来听我的讲义，于是见面的回数就较多了，也还是始终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待到学校恢复旧观，往日的教职员以为责任已尽，准备陆续引退的时候，我才见她虑及母校前途，黯然至于泣下。此后似乎就不相见。总之，在我的记忆上，那一次就是永别了。

四

我在十八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群众向执政府请愿的事；下午便得到噩耗，说卫队居然开枪，死伤至数百人，而刘和珍君即在遇害者之列。但我对于这些传说，竟至于颇为怀疑。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况且始终微笑着的和蔼的刘和珍君，更何至于无端在府门前喋血呢？

然而即日证明是事实了，作证的便是她自己的尸骸。还有一具，是杨德群君的。而且又证明着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的伤痕。

但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

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五

但是，我还有要说的话。

我没有亲见；听说，她，刘和珍君，那时是欣然前往的。自然，请愿而已，稍有人心者，谁也不会料到有这样的罗网。但竟在执政府前中弹了，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创伤，只是没有便死。同去的张静淑君想扶起她，中了四弹，其一是手枪，立仆；同去的杨德群君又想去扶起她，也被击，弹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但她还能坐起来，一个兵在她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于是死掉了。

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珍君确是死掉了，这是真的，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沉勇而友爱的杨德群君也死掉了，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只有一样沉勇而友爱的张静淑君还在医院里呻吟。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

但是中外的杀人者却居然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

六

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请愿。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

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当然不觉要扩大。至少，也当浸渍了亲族；师友，爱人的心，纵使时光流驶，洗成绯红，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蔼的旧影。陶潜说过，“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倘能如此，这也就够了。

七

我已经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的意外。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

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记念刘和珍君！

附，原诗：

No man is an island,
entire of itself;
every man is a piece of the continent,
a part of the main.
If a clod be washed away by the sea,
Europe is the less,
as well as if a promontory were,
as well as if a manor of thy friend’s or of thine own were:
any man’s death diminishes me,
because I am involved in mankind,
and, therefore,
never send to know for whom the bells tolls;
it tolls for thee.
–John Donne 

（幾點說明，因為互聯網搜索不到該文文本，只有PDF文件，以下文字皆為本人手打，原文中只有斷號，我按照理解添加了現代標點符號，PDF為中華書局1989年對于1936年的影印版，部分地方較難以識別，同時打字時按照原文正體打出，節省簡繁翻譯的麻煩，如此，難免有錯漏之處，如有發現請向本人指出，感謝不盡。另：文中粗字體為本人所加，無特殊含義，請勿對號入座。）

“五四運動”與其說是純外交的，毋寧說是半內政的。因為他進行路向、含督責政府的意味很多。論理，這種運動應該有擴大的可能性，應該跟着就把方向移到內政方面。然而我們國民仍舊遲遲不進，什麼緣故呢？我想，緣故有兩種。

一、外交問題較簡單，容易把多數人的感情燒起來。內政問題較復雜，要轉幾個灣纔能了解。多數人看得不痛切、不着急。

二、外交問題的運動，和國內專權的人沒有什麼直接接觸，危險程度較少，多數人樂得附和。內政問題任提何件，都是和目前盜國殃民炙手可熱的人短兵相接，危險程度甚大。稍為計較一下瞻顧一下，便不肯上前了。這兩件，我確認為內政的國民運動不能發展的主要原因。但我以為今後運動方向，非由外轉到內不可。請言其理：

（一）外交運動的效力有一定限度，我們再沒有法子能超過這限度。例如山東問題，這回華會解決如何，恐怕就算是他的最高限度，再鬧也鬧不出什麼結果。只怕越鬧越疲了。

（二）往後外交問題，恐怕日加一日的復雜。鬧也鬧不了許多。歐戰當中和戰後一兩年，歐美人沒有餘暇經營中國，所以搗亂的只有一個日本。近來形勢一變，各國對於中國權利爭奪的故態，怕要復活。你看西藏問題，不已是一步步逼緊來嗎？我們枝枝節節的對外，恐怕對不了許多，徒然令人笑我們是“無意識的愛國”。反為無益。

（三）內政上局面不轉變，爭外交決無結果。外交主張是要政府去辦的，國民不能努力建設一個像樣的政府，而拿許多話哓哓向人，在自己是“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在人家看來，完全是一種戲論。你看這回華會中日本日放的空氣，說：“中國算得有政府沒有？”說：“中國領土范圍發生問題”，諸如此類，幾令我們無辭可答。我們欠的外債本利無着，人家當然來商量監督財政；我們鐵路破產，人家當然來商量共管鐵路。專靠民氣抵抗，抵抗得了嗎？

因這三種理由，所以我說，以後我們若不打算做國民運動便罷，若還打算做，決然應該把方向轉變，從外交方面移到內政方面。